中纪委正式恢复才一年多，办公楼里仍弥漫着油漆味。黄克诚接手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摸清“党风”这本账究竟差在哪儿。陈云给他的话掷地有声——“抓党风”，这四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黄克诚的心里。于是，他把自己先当成“试金石”。家里那辆越野车只在公事需求时才启动，再大的雨雪，他的老伴和几个孩子照样挤公共汽车。有人劝他“老首长，您这是何苦？”他只淡淡回一句：“规矩是写给别人，也是写给自己的。”
1979年夏天，“二办”临时成立，专司“两案”审理。新部门从各大军区和机关抽调了不少骨干，昼夜加班成了常态。临近春节，有人提议：搞顿“战地大餐”，给大伙压压疲惫的火。二办主任曹广化点了头。消息传到黄克诚耳里，他一句“会餐的钱是谁的？”让曹广化瞬间冒汗。几句交谈，便让整个常委会都明白：口袋里的经费是公款，公款连一只鸡也不该随便动。那场计划中的聚餐，就此作罢。
就在这股清风还未吹遍机关角落时，一封来自群众的来信摆上了黄克诚的案头。写信人提了三个情况：其一，华国锋去江苏调研时沿途层层戒严，公交停驶，职工上班迟到；其二，中央党校有人把华国锋坐过的椅子送进博物馆；其三，山西交城县正在为华国锋修建故居和纪念馆。信末一句“是否又要走回头路”格外刺眼。
信读完，屋里一阵沉默。片刻后，黄克诚抬头，声音低却坚定：“查！越快越好。”在场的年轻调查员有些犹豫，他看出了对方的担心，便拍了拍桌子：“出了事我来担，胆子放大点！”
很快，调查小组南下北上。江苏省档案里记录着那次接待的布置：道路清空、车辆管制、交警连夜布岗。南京一位干部回忆，“那天公交车说封就封，乘客在车站急得直跺脚。”另一边，中央党校的会场管理员承认，是有人提议将“领袖用过的椅子”送展，“留作纪念”。至于交城的“故居”，调查人员在工地上看到粗糙的砖瓦，施工已经停了半月，附近乡亲说，“是县里硬要建，说是向中央表忠心”。
调查报告摆到黄克诚面前。他没急着盖章，而是先起草了一封信，直接送到华国锋手里。信里没有客套，三件事一件不少地列出，末句却写着：“盼即知即改，以慰民心。”字迹遒劲，落款“黄克诚”。
回信很快飞抵中纪委。华国锋不回避问题：江苏省委已受批评，党校博物馆撤下椅子，交城停工，“本人并无修建故居之意，特此澄清”。黄克诚拿着回信，对身边秘书说：“态度端正，值得肯定，但更要堵住源头。”
于是，《党风党纪》刊物上刊登了华国锋的全信。7月30日，党中央发出《关于坚持“少宣传个人”的几个问题的指示》，再往后，10月20日的书记处会议干脆决定，此后数十年一律不挂现任领导人像。紧接着，10月23日，《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》发到各地，个人崇拜的苗头被当即摁住。
外界只看到一纸纸文件，却不知背后那几位老党员的操心与坚持。黄克诚常说：“山头主义、派性、个人崇拜，这些瘤子不割掉，谁都别想轻松。”他行事风格里透出的倔劲儿，正与新时期“拨乱反正”的气氛同频共振。
那几年，他看似处处较真，实则用行动昭示“纪律先行”。某次到西南调研，有地方安排专车进山。黄克诚摇头，“你们给我一辆吉普就行”，随即翻出早已准备好的《车油票本》——每一升油耗，他都让司机一一记账。战士自觉照抄账本格式，后来被机关称作“黄老明细账”。这种看似细琐的较真，最终汇成了遏制歪风的网。
有人问：“老首长，为何总盯着饭菜、车票这些小事？”他的回答直白：“大处看方向，小处见人心。流水再大，也要先修好堤坝。”这句话在当时被不少干部转述，也写进了区党委的学习材料里。
自1980年起的两年里，中纪委先后摸排了数百件涉及铺张、以权谋私、借机造势的案件。黄克诚要求，一个月一通报，案例要点名。有人嫌他“太狠”，他却说：“不狠，旧习难改。”到1982年，他主动卸下常务书记职务，把担子交给年轻干部。告别会上，他只说了16个字：“人不求名，做事无痕。守住底线，方能顶天。”
回望那封举报信，或许只是普通群众的一点担忧，却在黄克诚眼里成了触动制度完善的契机。个人崇拜的阴影，自此在党政机关难以再生根。黄克诚留给后人的，并非豪言，而是一次次“较真”后写进制度的条文，以及那辆始终停在院子里、只为公事发动的旧吉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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